我所律师代理41岁晚期肝癌医疗纠纷，

医院轻微过错仍获赔 22万余元

曲延兴律师

 

医疗纠纷从来不是为了激化矛盾，而是用专业厘清责任、用法律守护尊严。

近日，我所曲延兴副主任成功办结一起晚期肝癌伴肝硬化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患者杨某年仅41岁，入院后因医院不当穿刺、术后观察疏漏、用药时机不当等一系列诊疗过错，病情急剧恶化并最终离世。即便司法鉴定仅认定轻微原因力，曲延兴副主任仍通过专业鉴定陈述和高效调解谈判，为家属争取到224351.10元赔偿款，以法律告慰逝者、安抚生者。

一、案情回顾：一次本可避免的诊疗转折，酿成生命悲剧

2024年9月9日，41岁的杨某因上腹部疼痛伴发热5天，入住烟台某三甲医院。经CT、MR 及血液检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巨块型，CNLC Ⅲa 期）伴门脉癌栓、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 已是典型晚期肝癌病例。

9月14日转入肿瘤内科。

9月20日，医院在临床诊断已明确、无活检强制指征的情况下，行超声引导下肝占位穿刺活检术。术后患者腹痛迅速加重，医院未严密监测出血风险，仅简单对症处理。

9月21日，在未排除活动性出血、病理结果未出时，医院仓促启用仑伐替尼靶向 + 信迪利单抗免疫联合治疗，进一步加剧出血风险。

9月24日，患者血红蛋白骤降至65g/L、血性腹水，确诊肝癌破裂出血，急诊行TACE介入止血。术后相继出现呼吸衰竭、凝血异常、严重感染、肝功能衰竭，虽紧急做了介入栓塞（TACE），但此后呼吸衰竭、感染、肝衰竭接踵而至。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幸离世。

二、律师破局：在“轻微责任”鉴定下，为家属守住公平底线

患者妻子杨某某在悲痛与无助中委托我所曲延兴副主任代理。面对晚期肝癌基础疾病重、鉴定风险大的不利局面，律师团队没有退缩，而是以医学规范 + 法律依据 + 鉴定逻辑三重发力，锁定医院核心过错：

1、精准锁定四大诊疗过错，句句击中要害

一是活检指征不当、风险告知不足。影像学 + AFP已临床确诊肝癌，巨块型 + 门脉癌栓属穿刺相对禁忌，非必要高风险操作，且未充分告知凝血异常风险。

二是术后观察严重缺位。穿刺后未系统监测血压、血红蛋白，腹痛、腹腔积液被误判为药物副作用，延误出血诊断与抢救时机。

三是用药时机严重违规。穿刺次日、出血未排除即启动靶向 + 免疫治疗，仑伐替尼加重出血风险，违反用药安全规范。

四是核心制度执行失守。违反术前讨论、三级查房、分级护理等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病历记录存在明显瑕疵。

2、鉴定听证专业陈述，奠定责任基础

2025年12月10日，律师出席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听证会，结合《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介入治疗并发症防治指南》《肿瘤靶向治疗药物安全管理专家共识》等权威规范，完整呈现过错链条，最终鉴定意见明确：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原因力为轻微。

这个结果，对患方而言，喜忧参半。喜的是认定了过错，忧的是“轻微”二字，似乎为赔偿上限划上了天花板。

3、调解谈判寸步不让，实现利益最大化

凭借扎实证据与专业说服力，律师与医院多轮谈判，最终达成调解：

总损失核算1977925.86 元，按12%责任比例计算；

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扣除垫付费用后，一次性赔偿224351.10元，款项已全部履行到位。

三、案件亮点：为什么“轻微责任”仍能成功获赔22万余元？

这起案件的典型意义，在于突破了“轻微责任 = 赔得少”的常规认知：

专业制胜：律师深耕医疗纠纷，熟悉肝癌诊疗规范、靶向免疫用药规则、鉴定评判逻辑，能精准指出医院“看不见的过错”。

策略得当：不纠缠、不激化，以鉴定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走调解优先路径，既缩短维权周期，又最大化保障家属利益。

人文关怀：兼顾法律理性与家属情感，既还原事实真相，也传递司法温度。

四、案例启示：超越个案的思考

杨某的案子结束了，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未结束。

（一）对患者的启示：

1、了解医疗决策的风险。当医生建议进行有创检查（如穿刺、内镜）时，不妨多问一句：“这个检查是必须的吗？有没有更安全的替代方案？我的情况有没有禁忌症？”

2、病历是最好的证据。保留好所有病历、费用清单、影像资料。它们是维权的基础。

3、及时寻求法律帮助。医疗纠纷极其专业，不要凭感觉“闹”，要相信专业律师的判断。

（二）对律师同行的启示：

1、鉴定不是终点，而是谈判的起点。“轻微”不代表“无责”，要善于从鉴定意见中挖掘对己方有利的具体过错点。

2、调解是高效解纷的艺术。在事实清楚、过错明确但责任比例有争议的案件中，调解往往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实现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

3、故事化陈述的力量。一份好的《患方陈述书》不仅要有法律逻辑，更要有医学逻辑和情感温度。它能在鉴定和调解环节，为当事人争取关键的印象分。

五、律师提示：遭遇医疗纠纷，这样维权更有效

1.立即封存并复印全部病历，防止证据灭失或篡改；

2.不要盲目“医闹”，理性委托专业医疗纠纷律师介入；

3.重视司法鉴定，鉴定陈述直接影响责任认定与赔偿金额；

4.优先调解，医疗纠纷周期长、成本高，调解往往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结语：法律，是绝望中最后的尊严

41岁的杨军走了，留下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22万余元的赔偿，无法衡量一个生命的价值，也无法抚平亲人内心的创伤。

但它至少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当医疗行为偏离了规范，当本可避免的风险成为现实，法律不会沉默。即使是面对顶尖三甲医院，即使是“轻微”的过错，也必须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这，就是法治的力量。这，也是我们作为法律人，为之不懈奋斗的意义。